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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復:近代中國開啟民智的一代宗師

發布時間:2019-05-26 17:29:21 來源:中國歷史故事網 點擊:
  嚴復(1854.1.8—1921.10.27)原名宗光,字又陵,后改名復,字幾道,漢族,福建侯官人,是清末很有影響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,翻譯家和教育家,是中國近代史上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“先進的中國人”之一。
  
  力主復法
  
  在復法運動中,嚴復是一個反對頑固保守、力主復法的維新派思想家。他不僅著文闡述維新的必要性、重要性、迫切性,而且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《天演論》,以“物競天擇、適者生存”“時代必進,后勝于今”作為救亡圖存的理論依據,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。戊戌變法后,他致力于翻譯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社會學說及自然科學著作,是一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。嚴復信奉達爾文進化論和斯賓塞的庸俗進化化。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論基礎,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論基礎。嚴復在《原強》中提出,一個國家的強弱存亡決定于三個基本條件:“一曰血氣體力之強,二曰聰明智慧之強,三曰德性義仁之強。”他幻想通過資產階級的體、智、德三方面教育增強國威。“是以今日要政統于三端:一曰鼓民力,二曰開民智,三曰新民德”。所謂鼓民力,就是全國人民要有健康的體魄,要禁絕鴉片和禁止纏足惡習;所謂開民智,主要是以西學代替科舉;所謂新民德,主要是廢除專制統治,實行君主立憲,倡導“尊民”。嚴復要求維新變法,卻又主張“惟不可期之以聚。”“除而不驟”的具體辦法就是要通過教育來實現,即在當時的中國,要實行君主立憲,必須開民智之后才能實行,總之,“教育救國論”是嚴復的一個突出思想特點。
  
  呼吁變法
  
  嚴復疾呼必須實行變法,否則必然亡國。而變法最當先的是廢除八股。嚴復歷數八股的危害:夫八股非自能害國也,害在使天下無人才,其使天下無人才奈何?曰有大害三:“其一曰錮智慧”、“其二曰壞心術”、“其三曰滋游手”。嚴復主張多辦學校,他曾論述西洋各國重視教育,對“民不讀書,罪其父母”的強行義務教育表示贊賞。因為中國民之愚智懸殊,自然不能勝過人家。基于這種思想,嚴復對辦學校是積極的。他除親自總理北洋水師學堂長達二十年外,還幫助別人辦過學校,如天津俄文館、北京通藝學堂等。嚴復要求建立完整的學校系統來普及教育,以“開民智”。他根據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,提出中國的學校教育應分三段的計劃,即小學堂、中學堂和大學堂。小學堂吸收16歲以前的兒童入學;中學堂吸收16歲至21歲文理通順、有小學基礎的青年入學;大學堂學習三、四年,然后升入專門學堂進行分科的專業學習。同時,還要把學習好的聰明之士送出國留學,以造就學有專長的人才。
  
  此外,嚴復還很重視婦女教育。他對當時上海徑正女學的創辦大為贊賞。認為這是中國婦女擺脫封建禮教束縛的開始,也是中國婦女自強的開始。他從救亡圖存的目的出發,認為婦女自強“為國致至深之根本”。他還主張婦女應和男子一樣,在女學堂里既要讀書,又要參加社會活動,如果不參加社會活動,創辦的女學堂就和封建私塾沒什么區別,因而也就無意義了。顯然,他是將婦女置于整個社會變革,特別是婦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來考慮的,故十分強調參加社會活動對女學堂學生的重要意義,這也是他在婦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處。
  
  提倡西學
  
  嚴復提倡西學,反對洋務派“中學為體、西學為用”的觀點。他曾多次將中學與西學作比較:“中國最重三綱,而西人首言平等;中國親親,而西人尚賢;中國以孝治天下,而西人以公治天下;中國尊主,而西人隆民……其于為學也,中國夸多識,而西人恃人力。總之,西學“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。”他還指出“中國之人好古而忽今,西之人力今以勝古。”“古之必敝。”所以他認為就是堯、舜、孔子生在今天的話,也要向西方學習的。要救中國必須學西學和西洋“格致”:“益非西學,洋文無以為耳目,而舍格之事,則僅得其皮毛。”他認為“中學有中學之體用,西學有西學之體用,分之則兩立,合之則兩止”。他認為應做到“體用一致”,“本來一致”要從政治制度上進行改革,提出“以自由為體,以民主為和”的資產階段教育方針。
  
  他從“體用一致”的觀點出發,具體規定了所設想的學校體系中各階段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。他認為在小學階段,教育目的是使兒童能“為條達妥適之文”,“而于經義史事亦粗通曉,”因則“舊學功課,十當其九”,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譯西學中“最淺最實之普學”為輔助讀物。在教學方法上,多采用講解,減少記誦功夫。中學階段應以“西學為重點”,“洋文功課居十分之七,中文功課居十分之三”,并且規定“一切皆用洋文授課”。在高等學堂階段,主要學“西學”,至于“中文”,則是“有考校,無功課;有書籍,無講席,聽學者以余力自治力。”他認為對于青少年,應引導他們分析,學些專深的知識,如此,讓他們有所收益,觸類旁通、左右逢源。
  
  科學方法問題是嚴復西學觀中的一個重要方面,他曾翻譯《穆勒名學》(形式邏輯),并積極進行對“名學”的宣傳介紹。他認為歸納和演繹是建立科學的兩種重要手段。我國幾千年來,“演繹”甚多,“歸納”絕少,這也是中國“學術之所以多誣,而國計民生之所以病也”的一個原因。嚴復更重視歸納法,主張要“親為觀察調查”,反對“所求而多論者,皆在文字楮素(紙墨)之間而不知求諸事實”。他曾用赫胥黎的話說:“讀書得智,是第二手事。唯能以宇宙為我簡編,各物為我文字者,斯真學耳”。
  
  嚴復翻譯了《天演論》、《原富》、《群學肄言》、《群己權界論》、《社會通詮》、《穆勒名學》、《名學淺說》、《法意》、《美術通詮》等西洋學術名著,成為近代中國開啟民智的一代宗師。離開北洋水師學堂后,嚴復先后出任安徽高等學堂監督、復旦公學和北京大學等校校長,以教育救國為任。辛亥革命后,他一度黨附袁世凱,卷入洪憲帝制,為世人詬病。基于對國情民性的獨特把握,嚴復終身反對革命共和,時持犯眾之論,既不獲解於當時,更致聚訟于后世。雖然如此,其立身行且秉持特立獨行的操守,學術政見有其一以貫之的原則,在翻譯學上更是為一時之先,其風格思想影響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譯家。其眾多譯著更是留給后世的寶貴遺產。他的功過是非與成敗得失,值得后世用心研究總結。雖然研究嚴復的論著已為數不少,但相對于他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顯赫地位而言,還遠遠不夠,尚待學界進一步挖掘材料、變換視角、革新思維,做出更為全面公正的評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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